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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是指通过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形式。简单地说，市场就是商品或劳务交换的场所或接触点。市场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
在市场上从事各种交易活动的当事人，称为市场主体。市场主体以买者、卖者的身份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活动中不仅有买卖双方的关系，还会有买方之间、卖方之间的关系。
如果不考虑政府的作用，市场经济体系中有两个部门，一个是公众，一个是企业。
两个部门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明市场供求的一般原理。 市场经济
定义：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market-oriented economy)是承认并维护私人拥有生产资料和鼓励自由竞争、通过市场交换中的价格调节供求和资源分配的经济运行体制。
什么叫市场经济呢？大概一百个经济学家可以提出一百零一种以上的说法。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私有制的经济；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价值经济。还有说是自发性的经济、竞争的经济、优胜劣汰的经济、信用经济、法制经济等等。
应当说，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包括“私有制”的说法。但是这些说法都像是“盲人摸象”，都只触及一个局部，都没有总体的概括力。
什么是市场经济？其实很简单。市场经济就是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的经济。
市场经济得以存在和发展，其根本基础首先在于分工的普遍化。我们说，没有工业化就不会有市场经济。为什么呢？因为工业化、大机器生产才能造就社会普遍分工的物质基础。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不需要交换。最多是一家之内的两口子交换产品。农业文明时代，农村妇女天天晚上摸黑纳鞋底也供不上一家人穿鞋。用机器生产，一个工人一天能缝100双鞋。现在工艺又改进了，不用缝制了，用胶粘。一个工人一天能粘1000双鞋。生产这么多鞋，当然不是他自己穿，或者给他家人穿，或者给他老板穿。干什么用呢？用于出售。就是交换。
分工还不是市场经济的唯一基础。可分工引起的交换并非只有出售一种方式。计划经济下也有分工，但大量的产品是“计划调拨”的。不是真正的出售。因为“一大二公”体制下的传统理论认为，大家都是一家人，用不着算计那么清楚。“肉烂在锅里”。谁多谁少不都是“国家”的吗？或者说是“劳动者共同所有”的吗？我们在改革的初期就开始力图打破“大锅饭”。但那个时候所说的“大锅饭”主要指企业中“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其实原有体制下最大的“大锅饭”并不在平均主义的分配上，而在于否定等价交换的市场交易原则上。
市场经济下的交换就是“亲兄弟明算账”的交换。交易双方必须计较多少，必须维护自己的利益。人们都有在菜市场买菜，和卖菜的小贩讨价还价的经验。萝卜白菜的价格贵一毛钱，小贩的利益就多一毛钱。价格便宜一毛钱，买方的消费者利益就多一毛钱。谁的钱也不是白来的。
请注意，交换中这个“必须维护自己的利益”的行为非常重要。可以说，这是市场经济一切规律的根本出发点。在所有经济学中，其实都存在一个无需证明的、共同的假定前提。这个假定前提就是，人都是趋利避害的。
我们的改革实践已经明确无误地证明，公共利益、共同利益一定是建立在个别利益的基础上的。否定了个别利益，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公共利益。在我国农村改革前的人民公社中实行“工分制”。理论上说，谁干活都会导致大家共同的分值提高。这种“工分制”把大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了吧？但实践证明，这种否定个别利益的制度设计导致了农民“出工不出力 ”的反抗。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反复的“大公无私”教育也无助于事。结果是大家共同受穷，谁的利益也没有得到保障。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首先进行的改革就是“分田到户”， 承认农民的个别利益。结果是什么呢？是1984年建国35周年庆典时，邓小平在天安门阅兵那个时候，全国农民高唱“在希望的田野上”。
我们不想扯进“人是不是自私的”这种没有多大意义的争论中去。我认为，这个争论就像“无所不能的上帝能否提出一个连他自己也回答不了的问题”那样的一个悖论命题。悖论本身是门学问。研究悖论也是有意义的。下面我们就会讲到，市场经济的一切活动都充满悖论。比如，“分散的所有权能够更高效率地集中资源”。但这个“自私”与否的争论是把人的本质这种哲学命题拿来解释现实、生动的社会经济生活。迄今动辄质问别人这种问题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对理想社会向往的单纯。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论证方式上有个“归缪法”。例如我们可以问，人都是要死的，人就不应当避死求生了吗？
实际上，党的“十六大”报告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十六大”报告说，不能以人有财产还是没有财产、财产多和少来区分人们在政治上的先进与落后。我认为，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在理论上诠释为，不能以人们是否有趋利避害的利己动机来区分人们在政治上的先进与落后。“十六大”报告说，关键要看人们的财产是怎么来的。在我们的问题中，关键是趋利避害要有规则。
大家知道，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经济学重点研究的就是有限的资源，或者说，稀缺的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由于资源有限、机会有限，当人们都想趋利避害的时候，由此就产生了竞争的问题。
供给不足，大家都想买到，那就产生了需求方的竞争。供给充分而需求不足，卖方就希望买方优先买自己的产品。由此就有了供给方的竞争。供求双方讨价还价表现为供求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市场经济下的竞争是无所不在的。其表现形式也是变化万千。不仅同类行业之间、满足同种需求之间的产品会有竞争，例如出版社和电视台之间有竞争；生产完全不同产品之间的企业也会有竞争。因为有可能两个企业、两种行业会使用同一种资源。例如石油既可以作燃料，又可以生产化工产品。而石油是有限的。技术替代、功能替代、效用替代都会导致竞争。
在过去一些年的改革过程中，大家对竞争的存在已经比较熟悉了。但对竞争的评价恐怕仍有不同看法。因为竞争必然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公平的问题。还有人更把市场经济下的竞争道德化，说，承认人会“趋利避害”就已经颇有“抑善扬恶”的味道了，还要提倡竞争，这不是在倡导“弱肉强食”的罪恶理论吗？
大家可能还记得，2001年的春运前夕，国家计委就“旅客列车提价”问题举行听证会。
这个听证会实际上就是用价格竞争来解决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和公平问题。在春运这个例子中，我们还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呢？也有。例如，我们也可以不提价，沿用让大家提前排队的办法，谁买到算谁的。但这个办法中，旅客彻夜排队的代价、“走后门”的代价、让“票贩子”倒票赚走的代价加到一起，可以肯定地说，需求方多支付的代价要远远大于火车票涨价的代价。更重要的是，作为需求方，涨价时旅客们多支付的代价将直接有助于铁路今后增加供给，而在“排队”方案中旅客们多支付的代价则完全无助于铁路供给增加。再例如，我们还可以用计划经济下的配给方式。每个公民发500公里的铁路购票证，大家自己去相互调剂余缺。这个方案听起来够公平吧？但是社会能够承受，或者说有必要承受这么大的一个资源配置成本吗？而且可以断言，即或这个方案真的行得通，那“购票证”的黑市将立刻兴盛起来。真正需要购票的旅客真的能够少付代价吗？
那我们在竞争中就不需要关照弱势群体了吗？就不需要体现公平吗？需要。这个公平同样可以，而且应当通过价格杠杆实现。那就是加大软卧票的涨价幅度，降低硬座票的涨价幅度。后来实际实行的涨价方案证明是正确的。
我们说对软卧票多涨价，是不是就是一种非市场化的不公平呢？不是。这个建议是有充分的经济学道理的。
经济学上有两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一个叫“影子价格”，一个叫“机会成本”。
先说“影子价格”。铁道部关于春运涨价的理由之一就是存在着“影子价格”。在火车票这个例子中，大致说，票贩子卖出来的价格就是春运票价的影子价格。票贩子们都知道，倒腾硬座票是挣不了多少钱的，加价幅度很有限，能挣钱的是卧铺票。这因为稀缺。这个稀缺不仅表现为卧铺票少，而且表现在买卧铺票的人购买力强上。影子价格是最能表现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既然你铁道部提出了“影子价格”的理由，那就应当遵从“影子价格”所表现出来的价格差。软卧的“影子价格”最高，所以软卧就应当多涨。
再说“机会成本”。你来听讲座就得少做生意。少做生意的损失就是你听讲座的机会成本。要让人家说听这门课“值”，就得让大家觉得听这个课的收益大于你的机会成本才行。
那在春运这个例子中，铁路的机会成本是什么呢？我们假定正常情况下一节硬座车和一节软座车的票价销售收入都是一万元。现在由于春运超员，硬座挤进了更多的人。比如说50％吧。票价不涨，一节硬座车厢已经可以有一万五千元的票价收入了。可是软座一般不能超员，收入还是一万。你说铁路该不该考虑少挂一节软卧多挂一节硬座，或者对软卧提价50％ 呢？因为这时软卧车厢的机会成本已经提高了50％。提价50％才能让软卧的机会成本和硬座的机会成本持平。这很公平。
硬座是在超员情况下增收50％的。就是说每个旅客享受的空间大大缩小了。而软卧即或提价50％，因为并没有超员，旅客享受的空间并没有缩小。那么坐软卧的旅客该不该为供求失衡条件下占有优质资源再多付一些代价呢？应该。在这个例子中，在硬座不提价的情况下，软卧只涨50％还不行，应当涨80％，甚至100％才合理，才公平。如果硬座提价，那软卧应当涨得更多。
这就是市场经济。这就是竞争。竞争有什么好处？竞争的好处主要有三条。一条是优化配置资源。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二是优胜劣汰。优胜劣汰不仅是把资源配置给更有效率的支配者的意思，更重要的是不断促进社会、市场、技术不断向前发展。三是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在很多场合，用不着开很多会，无休止地讨论个没完，谁出价高就卖给谁。决策变得非常简单。
市场经济下制度与秩序的本质是社会共同约定。
我们知道，有了竞争，就必然引起另一件事，那就是秩序。近年来媒体上经常讨论的一个重点话题就是整顿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对市场经济秩序的讨论从一个角度反映出，我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市场经济发展了，竞争普遍化了，人们才需要考虑和关注秩序。
要有秩序就得讲求规则。没有规则就乱套了。那就不是竞争，而是战争了。战争也没离开规则。战争的目的用经济学眼光看有两种，一是通过践踏规则掠夺资源，二是通过强制手段重建规则。
规则、秩序都是一种制度安排。我们说到过，制度安排就是一种社会共同约定。那什么是市场经济秩序呢?由此而来，市场经济秩序就是为保证社会经济系统顺畅运行的社会共同约定。
市场经济下的各种秩序，或者说各种社会约定是人们在万千次交易、竞争中总结出来的。人们在市场交易的实践中逐步懂得，建立秩序是有利于所有市场参与者的利益的。约束所有的人，也保护所有的人。最初的秩序、规则可能是自发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交易范围的不断扩大，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自发的秩序、规则早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于是有了经过特定程序，由专门的社会管理部门制定、颁布的规则和规则约束下的秩序。社会共同约定是市场经济秩序。把这种约定上升为法律、法规、交易规则、技术质量标准以及道德准则等就是规则、制度。
人们对竞争经常有善恶褒贬的说法，但对秩序、规则本身则一般没有。不会有人说我们不需要秩序，不需要规则。但是对规则的认定则有很大的不同。
依据管理学的基本理论，规范化的社会共同约定，或者说社会共同行为规范，应当包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和“违背规范的后果如何”三个基本方面。常识可以理解，完善、顺畅的交通秩序一定包括“行人车辆靠右走”、“非机动车不可以在机动车道行使”和“违规要受到惩罚”三个组成部分。维护交通秩序的“硬件”设施、交通秩序的具体组织与维护者等都是“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和“违背规范的后果如何”这三方面基本约定的延伸。如果秩序出现混乱，一定是这三个方面中的某一个环节出现了漏洞。市场经济秩序及维护这个秩序的规则也同样如此。
现在人们在讨论秩序、规则时喜欢说“公正”、“公开”、“公平”的“三公”原则。这三项的确是建立良好秩序的根本基础。但怎么样才算公正、公平?大家的判断标准并不一致。
在我国现实的市场环境中，我们经常碰到一些地方、行业、企业用种种形式搞垄断价，地区封锁的事。垄断价肯定是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但搞垄断价的人也有很充足的理由。什么理由呢?为了保证国家税收，为了改善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为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话听起来理直气壮。你消费者不过是个私人，为了国家、公家、国有资产的利益吃点亏还不是应当的么?这种说法完全没有道理。
市场经济有个最基本的规律，叫等价交换。只能在供求双方平等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任何道德、法律或行政权力方面的不平等都会使等价交换的原则扭曲，都会导致市场经济关系紊乱。用理论化的语言说就是，市场交易规则中不能有任何的超经济强制。
我们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基本关系是两个完全平等的经济主体之间关系。他们之间不应当存在一方利益优先于另一方的特权。认为企业、供有者、政府一方是公，是公有利益；消费者是私，是私人利益，认为不能让公有利益吃亏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是把不同的经济关系，把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关系偷梁换柱地换到了供给与需求、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上。在厂商与消费者的交易过程中，不存在任何公与私的关系，消费者不论面对国有、集体、个体或外资企业，都是等价交换的过程，要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消费者没有义务为任何企业的所有者利益承担责任，没有义务为政府的税费增收承担责任。
把生产与消费区别为姓“公”和姓“私”的观念其实是在所有制关系上姓“公”姓“私”的争论在消费领域中的延续。为什么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会出现混乱?这种错误观念的存在，以及在这种错误观念下形成的市场规则不合理是重要原因之一。这就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命题，我国的消费理论、消费政策也要拨乱反正，而且要从深层次拨乱反正。
有必要强调指出，消费者利用自己的合法收入，在合法的消费过程中支出货币以换取消费资料，这是市场经济下正常合理的经济行为。消费者在这个经济行为中丝毫也没有占公共利益的便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与“公有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毫不搭界。不仅如此，在当前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所要推进的恰恰是消费的“私人化”进程。例如公车改革、住房货币化改革、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等。可以而且应当理直气壮地说，这个“私人化”代表着对客观规律的顺应，符合历史进步的方向。
别以为维护消费者利益是个小事。消费者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概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有“消费者”这个概念吗?没有。那时只有劳动者、创造者、贡献者的概念。人们认为消费是恶，生产、贡献是善，尽可能少地从社会索取，尽可能多地给社会贡献，才是必要的、崇高的。市场经济不是这样的，有生产就有消费，消费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社会发展到今天，消费已经不再是生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附属的环节，而是关键的、第一位的环节。创造出需求，才有生产发展的余地；创造不出需求，生产就会停滞、萎缩．经济就无法增长。改革发展到这一步，维护消费者权益已成为当前改革进程中社会经济关系调整最核心、最直接、最前沿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想，中国现在经济发展中最大的“瓶颈”是什么?是有效需求不足，是供大于求的失衡。过去几年来，我们花了那么大的政策代价去启动内需。在过去几年中，我国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始终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目前这个余额已经达到10万亿元。这说明，人们消费的物质基础是存在的，老百姓有这个消费能力。人们为什么不消费?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市场秩序不利于消费者，市场规则没有切实保护好消费者。当老百姓实现自己的消费行为时，他的利益总是受到侵害，你说他会愿意打开钱袋子吗?我们的消费者是理性的，是聪明的。他们不会因为市场规则的偏移而放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去选择那些质次、价高的产品。我们可以这样说，善待和尊重消费者，维护消费者利益就是扩大内需，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具体体现形式之一，就是应对加入WTO挑战的最重要举措。
市场秩序、市场规则不是哪个国家想怎么定就怎么定的。随着分工和交换范围的扩大，这种社会约定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质上就是在加入一个世界公认的规则、秩序。WTO的核心问题是在“公平交易、自由竞争”基础上的一系列协定，即大家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政府不能或只能尽可能少的设置障碍。我们必须遵守这些规则。否则无法加入国际竞争中去，无法与外部世界形成稳定的分工关系。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产业、企业和外来竞争者之间将处于面对面的竞争格局，面对质量、价格、服务以及可持续发展以及维护消费者权益等诸多因素的较量。加入WTO后，我们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在企业的规模、技术、资本实力、产品质量、售后服务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完善交易规则的挑战。举个例子说，我们维护消费者权益就得按照国际标准，而不是按传统思维下的“中国国情”来说话。我们的出口产品质量必须符合国际通行的，或者进口国规定的标准，不然就会受到抵制。
目前我国的水果生产在规模上已经是世界第一，在品种、成本上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遇到一个新问题，就是“农残”问题。农药残留在水果表皮及其深处，洗都洗不掉。制成果汁都去不掉。这个“农残”标准不是我们定的，是有国际标准的。这种标准既是一种市场规则，也是当前一种新的贸易保护、国际竞争工具，叫做非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包括技术壁垒、环保壁垒、消费者保护壁垒等。
不仅在国际市场如此。在国内市场上也得遵守国际共同的“游戏”规则。例如，如果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标准低于国际标准，那么消费者就会买外国企业的东西。中国企业就不可能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中取胜。很多人担心中国的企业能否承受得了国际标准。为什么承受不了呢?为什么只能由中国的消费者承受较低的权益保护标准，不能由企业承受较高的国际竞争标准呢?一方面，不是你想不想承受。这个共同的“游戏”规则是回避不了的。另一方面，没有什么比危机更能促进进化、进步和群体素质提高的了。事情逼到那一步，我相信中国的企业只会做得更好，不会做得更坏。
要想建立规范的秩序，就得解决“不遵守秩序怎么办”的问题。这就要有法。法律就是专管“不能干什么”的。为什么人们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的经济?因为离开法制，市场经济的秩序、规则寸步难行。
前期我国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状况已经发展到了失控的程度。我们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有个分析。认为其根本原因，在“无法可依”与“有法不依”两方面中，有法不依是导致混乱的主要原因；在“体制内”因素和“体制外”因素两方面中，政府、执法机构腐败及“猫鼠串通”等体制内因素的失控是主要原因；在市场机制与非市场机制两方面中，依托行政权力的垄断行为、地方保护主义等非市场机制是主要原因。
有人把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原因归结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制度“真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其说明的只是表层原因。中国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尽管仍不健全，但禁止和惩处故意危害人民健康与社会安全行为的法律还是明确具备的。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毒大米”、“‘豆腐渣’工程”出现的原因并非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关键是为什么有法不依。
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市场经济秩序出现普遍性混乱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社会中有一部分人唯利是图或法制、道德操守低下。在任何制度背景下，唯利是图、损人利己、铤而走险或缺乏遵守共同行为准则意识的人总是存在的。所有的经济学说都有一个共同假定，即人总是趋利避害的。不论社会具有怎样的公开约定，如果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当人们发现，破坏制度总是可以比遵守制度获得更大的收益，那么这个社会的经济秩序一定会趋于紊乱。因为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从遵守制度转向破坏制度。譬如制售假货可以骗钱且不受惩戒，或违规成本远低于违规收益时。这一点从常识中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出现普遍性的“有法不依”?因为维护制度的人或机构本身也在从破坏制度中捞取“好处”。可以断言，凡是违规、违法现象长期、普遍存在的地方，一定有执法者与违法者的串通，一定有执法者从违法行为的存在中获取利益。
这期“话说什么是市场经济”要讲第三个问题：开拓信用资源的制度基础是财富归属的多元化。
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碰到一个问题。“一手钱一手货”的交易方式不能满足需要。有时候需要先交钱后付货，有时候需要先付货后收钱。交换这个过程在时间被分割开了。还不仅如此，人们还看到，有时候做生意时自己的资金不够，可以和亲戚朋友借。在进一步发展中，人们发现，这种“借”还可以由一个专门的社会中介机构来承担，当成个生意来做。于是就有了银行。由此，就发展起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信用经济。以后，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更多的信用工具、信用方式被创造了出来。比如说人们已经有一定了解的债市。企业发债，投资者买企业债。在这个借贷关系中，双方谁也不认识谁。那债权人为什么能够把自己的钱让债务人拿去用呢?因为有信用参与其中。
在实践中人们发现，信用原来也是一种资源。利用信用资源，可以放大实际的资源规模，可以大大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可以动员更多的闲置资源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去。
在我国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动用信用资源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是伴随着信用资源的利用、优化配置和扩张而发展起来的。上海的宝钢最开始就是借钱盖的。债权融资在我国不是一件新事物。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和债权债务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借钱就是动用信用资源。但是当时动用的主要是政府和财政的信用资源。此后，我们不仅懂得了动用信用资源，而且这个信用资源的涉及领域和范围还越来越扩大。
在90年代后期，我们有以增发国债为基本内容之一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等。这个历史过程表明，信用资源已经在我国的经济运行中占有着重要地位。
现在大家对国债这个信用形式的投资品种已经很熟悉了。最开始发行国库券时，各单位是摊派的，不买都不成，从你工资里扣。现在买国库券要排队。由于国库券具有风险低、收益高、流动性好等特点，现在这种信用品种已经为社会所普遍认同。
目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政府的信用资源动用得比较充分了。不是没有余地。还有余地。在2002年和2003年的“两会”上，有一些人大代表对持续增发国债的“积极财政政策”提出质疑。一些经济学家，包括一些媒体，也对这个问题有各种看法。这个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是总体上说，我们现在的国债规模占GDP总额的比重明显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继续动用财政资源还有余地。但这个信用资源即便有余地，也要慎用。因为财政的信用资源也是有限的，这个信用资源应该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更多地配置到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而不是简单地配置在经营性资产的扩张上。公共产品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公共卫生安全等，也包括推动城市化进程、完善基础设施，以及调整社会公平程度等。这些方面都具有公共产品性质。
一方面，政府的信用资源动用得比较充分了；另一方面，企业的信用资源动用得比较过度了。正因为企业的信用资源动用得过度了，才有了人们所说的“三角债”，企业债务负担过重等诸多的社会现象；才有了银行不良资产的问题。但与政府信用、企业信用相对照，我国十三亿人口的个人信用资源则几乎处在空白状态下。而个人信用资源恰好是我们国家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
有人说中国现在信用缺失。这个看法不对。信用是我们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人的语言中，“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样注重信用的话俯拾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从贩夫走卒到文人仕子都格外强调信用的重要。中国人怎么会没有信用呢?中国怎么会是个信用缺失的社会呢?关键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社会经济秩序存在着混乱，我们上面提到了。再一个是我们对市场经济下开拓信用资源的方式尚远不熟悉。例如，在很多人的认识中，资本市场就是股票市场。其实这个认识很片面。资本市场包括两个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一个是股市，另一个是债市。一年期以上的债市也是资本市场。在所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债市的规模都远远大于股市。在过去七年中，发达国家债市的融资规模是股市的七倍。而在我们国家，债市小得可怜，和股市的规模相比明显失衡。
我国的个人信用资源没有被合理地动员出来，和我们的社会服务、社会投资、社会金融体系不完善是密切联系在一块儿。
现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加上股份制银行发的各种各样的卡，数一数，没有—百种，大概五十种也有了。每一个银行自己发的卡就有很多种。如果在城市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你口袋里和抽屉里的卡，用的和不用的大概有十几种。但是这些卡在开拓个人信用资源的同时，实际上是在分割着个人信用资源。
假定你拥有某银行的信用卡。信用卡通常都有一个可以透支的额度，当你—不小心花了7000元超过你的5000元的透支额度了，并且忘了按期归还，这可能给你惹下很大麻烦。实际上，你的信用资源是不是连这7000元都不能支撑呢？远不是。
在理解之前，你必须了解下面几个概念：
第一，市场是通过供求关系来配置资源的，供求关系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根本方式；
第二，所谓供求关系，指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它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在市场上的反映。
第三，在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通过价格与价值的偏离自发地调节供求关系，供大于求，价格就下落;求大于供，价格就上升。
好了，用一个简单的例子给你解释一下：
我们处于【商品经济】社会，这不难理解吧？
所谓【市场】，你暂时把它狭义的理解为【菜市场】
所谓【供求关系】，你暂时把它狭义地理解为菜农和买菜人的关系。
这就好理解了：在商品经济社会中，我们去一个菜市场买菜。今年萝卜增收，卖萝卜的很多，因为卖的多了，自然萝卜的价格也就随之下降，我们可以随便买，这属于供大于求，价格下落。市场反馈出来的信息，让菜农们对种萝卜赚钱失去信心，很多人改种其他作物。过了一个礼拜，你发现种萝卜的少了，卖萝卜的也少了，但是需要买萝卜的人还很多，萝卜居然涨价了！为什么？求大于供嘛，价格上升！好嘛，没完，中国人最爱干的就是追风。很多人看到萝卜也能赚钱了，很多人又冲进来种萝卜，卖萝卜，又过了一个礼拜一半菜市场都是卖萝卜的了，你猜价格怎样？
所以一句话，价值和价格杠杠调节（改变）了供求（需）关系，供求关系改变之后，资源配置也就随之发生变化，市场就是这样来配置资源的。
还不理解？TXD的萝卜价值高了，卖的价钱就高，供TXD就压过了需求，需求不足，萝卜就只能烂在那，价格落到很低，卖的人就少了，种的人也少了。然后TXD买萝卜的人还是有啊，剩下的一小部分坚持卖萝卜的又熬了过来，这时候是求大于供了，萝卜又涨价了，二道贩子也加进来卖萝卜了，萝卜又多了……如此循环，价格变化，供求变化，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这么对资源调节啊调节，配置啊配置……
P.S 说正经的，说这么浅白你应该已经【理解】了。为了锁定你给分，哥再告诉你学政治，答政治题的秘诀，不要外传。
1.如果你是答题，又是简答题，用哥的第一，第二，第三+哥的“所以一句话”，绝对完美，绝对没问题；
2.答政治题，要学会用1，2，3这种列举方式，尤其是简单题；
3. 是，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方式，但是本题问的只是市场，问你计划没有？没有嘛，所以你答再多，O圈圈！
4.如果是论述题，可以把市场对资源配置的特点和优缺点加进去，PERFECT!记得1，2，3……
补充了上面几句话，这才是硬货，你捡大便宜了。SO。。
弱弱地最后补充一句话，恩，担心啊，哥每句话每个字都是自己打出来的，是结合经验的总结与传授，字字血泪，LZ记得，字字血泪啊！LZ你懂的…… 市场是通过供求关系来配置资源的。资源是指在市场中流动的人、物品、资金等。等市场的某一种物品需求增加的时候，自然会有跟多的人投入更多的资金来进行这种物品的生产。等某种物品的需求减少时，人民会纷纷撤资，减少其生产。比如现在人们对房地产的需求较大，所有的大型企业都开始涉及房地产行业，投入跟多的资金和人力来进行房产开发。
供 求关系是市场来配置资源的根本方式。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有不理解的可以再问我
在经济学中，资源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资源是指自然资源；广义资源是指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等。可以说，资源是指社会经济活动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在任何社会，人的需求作为一种欲望都是无止境的，而用来满足人们需求的资源却是有限的，因此，资源具有稀缺性。资源配置是指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把有限的资源合理分配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去，以实现资源的最佳利用，即用最少的资源耗费，生产出最适用的商品和劳务，获取最佳的效益。资源配置即在一定的范围内，社会对其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在其不同用途之间分配。资源配置的实质就是社会总劳动时间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资源配置合理与否，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资源如果能够得到相对合理的配置，经济效益就显著提高，经济就能充满活力；否则，经济效益就明显低下，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阻碍。资源配置的类型按照资源配置方式的内容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即自然经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资源配置有两种方式：计划方式计划部门根据社会需要和可能，以计划配额、行政命令来统管资源和分配资源。计划配置方式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将由全社会占有，商品货币关系将不再存在，因而资源配置的方式主要是计划，即通过社会的统一计划来决定资源的配置。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正是按照这一理论来实践的，把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一段时间里，计划也曾经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而市场的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在计划资源配置方式中，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方式有可能从整体利益上协调经济发展，集中力量完成重点工程项目。但是，配额排斥选择，统 管取代竞争，市场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从而易于出现资源闲置或浪费的现象。市场方式依靠市场运行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开始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所有产品、资源都变成了可以交换的商品，市场范围不断扩大，进入市场的产品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从而使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越来越大，市场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可以使企业与市场发生直接的联系，企业根据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变化状况，根据市场上产品价格的信息，在竞争中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但这种方式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例如，由于市场机制作用的盲目性和滞后性，有可能产生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市场秩序混乱等现象。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资源配置职能：财政不仅是一部分社会资源的直接分配者，而且也是全社会资源配置的调节者，具体表现在：一是调节社会资源在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配置；二是在政府部门内部配置资源；三是对非政府部门资源配置的调控。
拓展资料
一、收入分配职能：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的实现方式有四种：一是划清市场分配和财政分配的范围和界限；二是规范工资制度；三是加强税收调节；四是通过转移性支出，每个社会成员得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和福利水平。
二、调控经济职能：财政调控经济职能的实现方式有四种：一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分别采取不同的财政政策，实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二是通过发挥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等制度的“内在稳定器”作用，帮助社会来稳定经济活动。三是通过财政投资和补贴等，加快农业、能源等公共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和环境。四是逐步增加治理污染、生态保护以及文教、卫生等方面的支出，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监督管理职能：一是通过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监督管理，为国家宏观调控提供决策依据，从而为经济正常运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二是通过对微观经济运行的监督管理，规范经济秩序。三是通过对国有资产营运的监督管理。四是通过对财政工作自身的监督管理，不断提高财政分配效益和财政管理水平。
四、财政资源配置职能是指政府通过财政收支以及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调整和引导现有经济资源的流向和流量，以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功能。
五、所谓资源配置，是指资源的组合，即运用有限的资源所形成的资产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地区结构等。资源配置问题是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经济学所要讨论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资源的使用效率问题。资源的使用效率有两层含义:一是资源的充分利用，因为资源总是有限的或者说是稀缺的，能否做到资源的充分利用，决定了一国的实际产出和物质福利水平，二是被充分利用的资源是否真正被用得恰到好处，即是否达到最优配置。在资源总量配置优劣一定的情况下，资源总量越接近充分利用资源的使用效率就越高。若资源总量的利用程度为一定时，资源越接近于最优配置，效率就越高。资源总量的利用问题是宏观经济总量的问题，与此相关的问题将在财政的稳定经济职能等章节中讨论，这里讨论的财政资源配置职能是假定在资源利用程度一定的前提下或者是在预算应该平衡的前提下。 (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创新和改进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方式,推进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在居家和社区层面,将政府投资建设的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原则上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运营,由街道(镇)向服务机构无偿提供服务设施并依据合同拨付运营经费。在机构层面,加快公办养老机构社会化改革,积极引入竞争机制提高配置效率。一是项目社会化运营,采取服务项目外包、专项合作等方式,面向社会力量购买专业服务。如市老人院将部分非核心服务项目外包给各类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二是推行公建民营,如南沙区养老院、黄埔区萝岗福利院等实行公建民营,从化区探索将8家农村敬老院统筹打包公建民营,公开招投标择优选取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品牌效应的专业化机构运营,委托第三方跟踪评估运营管理成效,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服务对象不改变、保障功能有效发挥、服务质量持续提高。三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举办。如越秀区东山福利院四期工程项目,引入社会力量采取建设—运营—移交(BOT)等模式合作建设。 (二)扶持社会力量参与。按照4.5床/千人的标准在居住区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其中养老院和日间照料中心由社会力量直接运营。编制养老服务机构设施布局规划,选址地块144公顷,80%的地块将交由社会力量建设。落实扶持养老机构发展优惠政策,打通利用闲置建筑物举办养老机构设施的障碍,2016—2017年投入1.6亿元资助民办养老机构,设立中法、中日合资合作和香港独资养老机构各1家。建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应商库,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居家养老服务。连续三年投入3003万元开展为老服务专项公益创投,择优资助202个创新养老项目,培育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的龙头社会组织和机构。全市85.5%的居家养老服务综合体、88%的长者饭堂交由社会力量运营,民办养老床位占全市总床位的70%,一大批国内外知名企业进入广州养老服务业,社会力量已成为提供养老服务的主体。 (三)推进养老服务均等化。全市每千名老人床位数40张,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100%,人均养老用地面积达到0.25平方米,提前实现国家、省提出的各项目标,形成纵向贯通市、区、街镇、村居,横向整合各部门资源,包括上门服务、日间托老、综合服务等多项功能的服务网络,确保居住在广州的全体老年人,不论城乡、户籍、区域都能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特殊困难老年人得到重点照顾。实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项目清单与指导参考价,确定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等12类60项最基本、最常用、最普遍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引导和规范行业有序竞争和良性发展。建立全市统一、困难优先、公开透明的公办养老机构入住评估轮候制度,目前已有2600多名老年人通过轮候入住公办养老机构。特殊困难老年人轮候3个月仍未能入住的,由政府购买民办养老机构床位予以安置。加强独居、空巢、失能等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建设,为特殊困难老年人购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拓展半自费、自费服务对象,资助9万名常住失能、独居、高龄老年人使用智能化平安通。统筹中央财政支持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试点和“3+X”创新试点,重点构建全覆盖的社会化大配餐服务体系,建有长者饭堂972个,覆盖全市街道(镇)、社区(村),市中心城区10—15分钟,外围城区20—25分钟的服务体系基本形成,以助餐配餐服务网络为支撑,融入医疗护理、心理调适、护理站等服务的社区居家养老体系正日趋完善。 (四)有效整合为老服务资源。科学界定和正确处理政府、社会、市场、家庭、个人的责任和关系,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和社会组织唱戏、社会各界多元参与,切实发挥多元主体作用,构建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共享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采取“企业让一点、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调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家庭和个人等方面力量和资源共同办好长者饭堂,并以助餐配餐服务为平台和抓手,提供医疗护理、健康体检、健康宣教、营养指导、康复训练等服务,不断拓展服务内涵,使长者饭堂成为社区老年人健康养老、休闲社交的共同家园。积极推进医养结合,全市居家老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人群覆盖率为65.74%;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设老年病科比例为55家,占比为40.4%;养老机构医养结合服务覆盖率达85%以上,其中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52家;为老年人提供挂号、就医等便利服务的绿色通道的医疗机构已达到90%以上;全市107个街镇建立医养服务合作关系,为248家社区居家服务机构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受理118家机构(个人)办理护理站申请。
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
1、计划配置：所谓的计划配置，即计划调节，主要是指政府计划部门根据社会的需要和可能，通过经济计划、经济政策、经济杠杆或者是设置一些经济指标来对资源进行配置。这种计划经济鼓励政府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是一种事前调节。
2、市场机制：是指市场有机体内的供求、价格、竞争、风险等要素之间互相联系及作用的机理，是通过市场竞争配置资源的方式，也是价值规律的实现形式。市场机制包括：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市场机制、竞争机制、风险机制。
3、一般来说，无论是计划配置还是市场机制，资源如果能够得到相对合理的配置，经济效益就显著提高，经济就能充满活力；否则，经济效益就明显低下，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阻碍。
资源配置的实质如下：
1、资源配置对相对稀缺的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上加以比较作出的选择。资源是指社会经济活动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相对于人们的需求而言，资源总是表现出相对的稀缺性，相对稀缺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 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即自然经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指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把有限的资源合理分配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去，以实现资源的最佳利用，即用最少的资源耗费，生产出最适用的商品和劳务，获取最佳的效益。
市场经济是指通过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形式。简单地说，市场就是商品或劳务交换的场所或接触点。市场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
在市场上从事各种交易活动的当事人，称为市场主体。市场主体以买者、卖者的身份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活动中不仅有买卖双方的关系，还会有买方之间、卖方之间的关系。
如果不考虑政府的作用，市场经济体系中有两个部门，一个是公众，一个是企业。
两个部门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明市场供求的一般原理。 市场经济
定义：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market-oriented economy)是承认并维护私人拥有生产资料和鼓励自由竞争、通过市场交换中的价格调节供求和资源分配的经济运行体制。
什么叫市场经济呢？大概一百个经济学家可以提出一百零一种以上的说法。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私有制的经济；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价值经济。还有说是自发性的经济、竞争的经济、优胜劣汰的经济、信用经济、法制经济等等。
应当说，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包括“私有制”的说法。但是这些说法都像是“盲人摸象”，都只触及一个局部，都没有总体的概括力。
什么是市场经济？其实很简单。市场经济就是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的经济。
市场经济得以存在和发展，其根本基础首先在于分工的普遍化。我们说，没有工业化就不会有市场经济。为什么呢？因为工业化、大机器生产才能造就社会普遍分工的物质基础。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不需要交换。最多是一家之内的两口子交换产品。农业文明时代，农村妇女天天晚上摸黑纳鞋底也供不上一家人穿鞋。用机器生产，一个工人一天能缝100双鞋。现在工艺又改进了，不用缝制了，用胶粘。一个工人一天能粘1000双鞋。生产这么多鞋，当然不是他自己穿，或者给他家人穿，或者给他老板穿。干什么用呢？用于出售。就是交换。
分工还不是市场经济的唯一基础。可分工引起的交换并非只有出售一种方式。计划经济下也有分工，但大量的产品是“计划调拨”的。不是真正的出售。因为“一大二公”体制下的传统理论认为，大家都是一家人，用不着算计那么清楚。“肉烂在锅里”。谁多谁少不都是“国家”的吗？或者说是“劳动者共同所有”的吗？我们在改革的初期就开始力图打破“大锅饭”。但那个时候所说的“大锅饭”主要指企业中“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其实原有体制下最大的“大锅饭”并不在平均主义的分配上，而在于否定等价交换的市场交易原则上。
市场经济下的交换就是“亲兄弟明算账”的交换。交易双方必须计较多少，必须维护自己的利益。人们都有在菜市场买菜，和卖菜的小贩讨价还价的经验。萝卜白菜的价格贵一毛钱，小贩的利益就多一毛钱。价格便宜一毛钱，买方的消费者利益就多一毛钱。谁的钱也不是白来的。
请注意，交换中这个“必须维护自己的利益”的行为非常重要。可以说，这是市场经济一切规律的根本出发点。在所有经济学中，其实都存在一个无需证明的、共同的假定前提。这个假定前提就是，人都是趋利避害的。
我们的改革实践已经明确无误地证明，公共利益、共同利益一定是建立在个别利益的基础上的。否定了个别利益，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公共利益。在我国农村改革前的人民公社中实行“工分制”。理论上说，谁干活都会导致大家共同的分值提高。这种“工分制”把大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了吧？但实践证明，这种否定个别利益的制度设计导致了农民“出工不出力 ”的反抗。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反复的“大公无私”教育也无助于事。结果是大家共同受穷，谁的利益也没有得到保障。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首先进行的改革就是“分田到户”， 承认农民的个别利益。结果是什么呢？是1984年建国35周年庆典时，邓小平在天安门阅兵那个时候，全国农民高唱“在希望的田野上”。
我们不想扯进“人是不是自私的”这种没有多大意义的争论中去。我认为，这个争论就像“无所不能的上帝能否提出一个连他自己也回答不了的问题”那样的一个悖论命题。悖论本身是门学问。研究悖论也是有意义的。下面我们就会讲到，市场经济的一切活动都充满悖论。比如，“分散的所有权能够更高效率地集中资源”。但这个“自私”与否的争论是把人的本质这种哲学命题拿来解释现实、生动的社会经济生活。迄今动辄质问别人这种问题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对理想社会向往的单纯。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论证方式上有个“归缪法”。例如我们可以问，人都是要死的，人就不应当避死求生了吗？
实际上，党的“十六大”报告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十六大”报告说，不能以人有财产还是没有财产、财产多和少来区分人们在政治上的先进与落后。我认为，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在理论上诠释为，不能以人们是否有趋利避害的利己动机来区分人们在政治上的先进与落后。“十六大”报告说，关键要看人们的财产是怎么来的。在我们的问题中，关键是趋利避害要有规则。
大家知道，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经济学重点研究的就是有限的资源，或者说，稀缺的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由于资源有限、机会有限，当人们都想趋利避害的时候，由此就产生了竞争的问题。
供给不足，大家都想买到，那就产生了需求方的竞争。供给充分而需求不足，卖方就希望买方优先买自己的产品。由此就有了供给方的竞争。供求双方讨价还价表现为供求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市场经济下的竞争是无所不在的。其表现形式也是变化万千。不仅同类行业之间、满足同种需求之间的产品会有竞争，例如出版社和电视台之间有竞争；生产完全不同产品之间的企业也会有竞争。因为有可能两个企业、两种行业会使用同一种资源。例如石油既可以作燃料，又可以生产化工产品。而石油是有限的。技术替代、功能替代、效用替代都会导致竞争。
在过去一些年的改革过程中，大家对竞争的存在已经比较熟悉了。但对竞争的评价恐怕仍有不同看法。因为竞争必然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公平的问题。还有人更把市场经济下的竞争道德化，说，承认人会“趋利避害”就已经颇有“抑善扬恶”的味道了，还要提倡竞争，这不是在倡导“弱肉强食”的罪恶理论吗？
大家可能还记得，2001年的春运前夕，国家计委就“旅客列车提价”问题举行听证会。
这个听证会实际上就是用价格竞争来解决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和公平问题。在春运这个例子中，我们还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呢？也有。例如，我们也可以不提价，沿用让大家提前排队的办法，谁买到算谁的。但这个办法中，旅客彻夜排队的代价、“走后门”的代价、让“票贩子”倒票赚走的代价加到一起，可以肯定地说，需求方多支付的代价要远远大于火车票涨价的代价。更重要的是，作为需求方，涨价时旅客们多支付的代价将直接有助于铁路今后增加供给，而在“排队”方案中旅客们多支付的代价则完全无助于铁路供给增加。再例如，我们还可以用计划经济下的配给方式。每个公民发500公里的铁路购票证，大家自己去相互调剂余缺。这个方案听起来够公平吧？但是社会能够承受，或者说有必要承受这么大的一个资源配置成本吗？而且可以断言，即或这个方案真的行得通，那“购票证”的黑市将立刻兴盛起来。真正需要购票的旅客真的能够少付代价吗？
那我们在竞争中就不需要关照弱势群体了吗？就不需要体现公平吗？需要。这个公平同样可以，而且应当通过价格杠杆实现。那就是加大软卧票的涨价幅度，降低硬座票的涨价幅度。后来实际实行的涨价方案证明是正确的。
我们说对软卧票多涨价，是不是就是一种非市场化的不公平呢？不是。这个建议是有充分的经济学道理的。
经济学上有两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一个叫“影子价格”，一个叫“机会成本”。
先说“影子价格”。铁道部关于春运涨价的理由之一就是存在着“影子价格”。在火车票这个例子中，大致说，票贩子卖出来的价格就是春运票价的影子价格。票贩子们都知道，倒腾硬座票是挣不了多少钱的，加价幅度很有限，能挣钱的是卧铺票。这因为稀缺。这个稀缺不仅表现为卧铺票少，而且表现在买卧铺票的人购买力强上。影子价格是最能表现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既然你铁道部提出了“影子价格”的理由，那就应当遵从“影子价格”所表现出来的价格差。软卧的“影子价格”最高，所以软卧就应当多涨。
再说“机会成本”。你来听讲座就得少做生意。少做生意的损失就是你听讲座的机会成本。要让人家说听这门课“值”，就得让大家觉得听这个课的收益大于你的机会成本才行。
那在春运这个例子中，铁路的机会成本是什么呢？我们假定正常情况下一节硬座车和一节软座车的票价销售收入都是一万元。现在由于春运超员，硬座挤进了更多的人。比如说50％吧。票价不涨，一节硬座车厢已经可以有一万五千元的票价收入了。可是软座一般不能超员，收入还是一万。你说铁路该不该考虑少挂一节软卧多挂一节硬座，或者对软卧提价50％ 呢？因为这时软卧车厢的机会成本已经提高了50％。提价50％才能让软卧的机会成本和硬座的机会成本持平。这很公平。
硬座是在超员情况下增收50％的。就是说每个旅客享受的空间大大缩小了。而软卧即或提价50％，因为并没有超员，旅客享受的空间并没有缩小。那么坐软卧的旅客该不该为供求失衡条件下占有优质资源再多付一些代价呢？应该。在这个例子中，在硬座不提价的情况下，软卧只涨50％还不行，应当涨80％，甚至100％才合理，才公平。如果硬座提价，那软卧应当涨得更多。
这就是市场经济。这就是竞争。竞争有什么好处？竞争的好处主要有三条。一条是优化配置资源。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二是优胜劣汰。优胜劣汰不仅是把资源配置给更有效率的支配者的意思，更重要的是不断促进社会、市场、技术不断向前发展。三是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在很多场合，用不着开很多会，无休止地讨论个没完，谁出价高就卖给谁。决策变得非常简单。
市场经济下制度与秩序的本质是社会共同约定。
我们知道，有了竞争，就必然引起另一件事，那就是秩序。近年来媒体上经常讨论的一个重点话题就是整顿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对市场经济秩序的讨论从一个角度反映出，我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市场经济发展了，竞争普遍化了，人们才需要考虑和关注秩序。
要有秩序就得讲求规则。没有规则就乱套了。那就不是竞争，而是战争了。战争也没离开规则。战争的目的用经济学眼光看有两种，一是通过践踏规则掠夺资源，二是通过强制手段重建规则。
规则、秩序都是一种制度安排。我们说到过，制度安排就是一种社会共同约定。那什么是市场经济秩序呢?由此而来，市场经济秩序就是为保证社会经济系统顺畅运行的社会共同约定。
市场经济下的各种秩序，或者说各种社会约定是人们在万千次交易、竞争中总结出来的。人们在市场交易的实践中逐步懂得，建立秩序是有利于所有市场参与者的利益的。约束所有的人，也保护所有的人。最初的秩序、规则可能是自发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交易范围的不断扩大，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自发的秩序、规则早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于是有了经过特定程序，由专门的社会管理部门制定、颁布的规则和规则约束下的秩序。社会共同约定是市场经济秩序。把这种约定上升为法律、法规、交易规则、技术质量标准以及道德准则等就是规则、制度。
人们对竞争经常有善恶褒贬的说法，但对秩序、规则本身则一般没有。不会有人说我们不需要秩序，不需要规则。但是对规则的认定则有很大的不同。
依据管理学的基本理论，规范化的社会共同约定，或者说社会共同行为规范，应当包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和“违背规范的后果如何”三个基本方面。常识可以理解，完善、顺畅的交通秩序一定包括“行人车辆靠右走”、“非机动车不可以在机动车道行使”和“违规要受到惩罚”三个组成部分。维护交通秩序的“硬件”设施、交通秩序的具体组织与维护者等都是“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和“违背规范的后果如何”这三方面基本约定的延伸。如果秩序出现混乱，一定是这三个方面中的某一个环节出现了漏洞。市场经济秩序及维护这个秩序的规则也同样如此。
现在人们在讨论秩序、规则时喜欢说“公正”、“公开”、“公平”的“三公”原则。这三项的确是建立良好秩序的根本基础。但怎么样才算公正、公平?大家的判断标准并不一致。
在我国现实的市场环境中，我们经常碰到一些地方、行业、企业用种种形式搞垄断价，地区封锁的事。垄断价肯定是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但搞垄断价的人也有很充足的理由。什么理由呢?为了保证国家税收，为了改善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为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话听起来理直气壮。你消费者不过是个私人，为了国家、公家、国有资产的利益吃点亏还不是应当的么?这种说法完全没有道理。
市场经济有个最基本的规律，叫等价交换。只能在供求双方平等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任何道德、法律或行政权力方面的不平等都会使等价交换的原则扭曲，都会导致市场经济关系紊乱。用理论化的语言说就是，市场交易规则中不能有任何的超经济强制。
我们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基本关系是两个完全平等的经济主体之间关系。他们之间不应当存在一方利益优先于另一方的特权。认为企业、供有者、政府一方是公，是公有利益；消费者是私，是私人利益，认为不能让公有利益吃亏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是把不同的经济关系，把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关系偷梁换柱地换到了供给与需求、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上。在厂商与消费者的交易过程中，不存在任何公与私的关系，消费者不论面对国有、集体、个体或外资企业，都是等价交换的过程，要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消费者没有义务为任何企业的所有者利益承担责任，没有义务为政府的税费增收承担责任。
把生产与消费区别为姓“公”和姓“私”的观念其实是在所有制关系上姓“公”姓“私”的争论在消费领域中的延续。为什么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会出现混乱?这种错误观念的存在，以及在这种错误观念下形成的市场规则不合理是重要原因之一。这就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命题，我国的消费理论、消费政策也要拨乱反正，而且要从深层次拨乱反正。
有必要强调指出，消费者利用自己的合法收入，在合法的消费过程中支出货币以换取消费资料，这是市场经济下正常合理的经济行为。消费者在这个经济行为中丝毫也没有占公共利益的便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与“公有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毫不搭界。不仅如此，在当前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所要推进的恰恰是消费的“私人化”进程。例如公车改革、住房货币化改革、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等。可以而且应当理直气壮地说，这个“私人化”代表着对客观规律的顺应，符合历史进步的方向。
别以为维护消费者利益是个小事。消费者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概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有“消费者”这个概念吗?没有。那时只有劳动者、创造者、贡献者的概念。人们认为消费是恶，生产、贡献是善，尽可能少地从社会索取，尽可能多地给社会贡献，才是必要的、崇高的。市场经济不是这样的，有生产就有消费，消费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社会发展到今天，消费已经不再是生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附属的环节，而是关键的、第一位的环节。创造出需求，才有生产发展的余地；创造不出需求，生产就会停滞、萎缩．经济就无法增长。改革发展到这一步，维护消费者权益已成为当前改革进程中社会经济关系调整最核心、最直接、最前沿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想，中国现在经济发展中最大的“瓶颈”是什么?是有效需求不足，是供大于求的失衡。过去几年来，我们花了那么大的政策代价去启动内需。在过去几年中，我国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始终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目前这个余额已经达到10万亿元。这说明，人们消费的物质基础是存在的，老百姓有这个消费能力。人们为什么不消费?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市场秩序不利于消费者，市场规则没有切实保护好消费者。当老百姓实现自己的消费行为时，他的利益总是受到侵害，你说他会愿意打开钱袋子吗?我们的消费者是理性的，是聪明的。他们不会因为市场规则的偏移而放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去选择那些质次、价高的产品。我们可以这样说，善待和尊重消费者，维护消费者利益就是扩大内需，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具体体现形式之一，就是应对加入WTO挑战的最重要举措。
市场秩序、市场规则不是哪个国家想怎么定就怎么定的。随着分工和交换范围的扩大，这种社会约定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质上就是在加入一个世界公认的规则、秩序。WTO的核心问题是在“公平交易、自由竞争”基础上的一系列协定，即大家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政府不能或只能尽可能少的设置障碍。我们必须遵守这些规则。否则无法加入国际竞争中去，无法与外部世界形成稳定的分工关系。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产业、企业和外来竞争者之间将处于面对面的竞争格局，面对质量、价格、服务以及可持续发展以及维护消费者权益等诸多因素的较量。加入WTO后，我们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在企业的规模、技术、资本实力、产品质量、售后服务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完善交易规则的挑战。举个例子说，我们维护消费者权益就得按照国际标准，而不是按传统思维下的“中国国情”来说话。我们的出口产品质量必须符合国际通行的，或者进口国规定的标准，不然就会受到抵制。
目前我国的水果生产在规模上已经是世界第一，在品种、成本上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遇到一个新问题，就是“农残”问题。农药残留在水果表皮及其深处，洗都洗不掉。制成果汁都去不掉。这个“农残”标准不是我们定的，是有国际标准的。这种标准既是一种市场规则，也是当前一种新的贸易保护、国际竞争工具，叫做非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包括技术壁垒、环保壁垒、消费者保护壁垒等。
不仅在国际市场如此。在国内市场上也得遵守国际共同的“游戏”规则。例如，如果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标准低于国际标准，那么消费者就会买外国企业的东西。中国企业就不可能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中取胜。很多人担心中国的企业能否承受得了国际标准。为什么承受不了呢?为什么只能由中国的消费者承受较低的权益保护标准，不能由企业承受较高的国际竞争标准呢?一方面，不是你想不想承受。这个共同的“游戏”规则是回避不了的。另一方面，没有什么比危机更能促进进化、进步和群体素质提高的了。事情逼到那一步，我相信中国的企业只会做得更好，不会做得更坏。
要想建立规范的秩序，就得解决“不遵守秩序怎么办”的问题。这就要有法。法律就是专管“不能干什么”的。为什么人们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的经济?因为离开法制，市场经济的秩序、规则寸步难行。
前期我国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状况已经发展到了失控的程度。我们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有个分析。认为其根本原因，在“无法可依”与“有法不依”两方面中，有法不依是导致混乱的主要原因；在“体制内”因素和“体制外”因素两方面中，政府、执法机构腐败及“猫鼠串通”等体制内因素的失控是主要原因；在市场机制与非市场机制两方面中，依托行政权力的垄断行为、地方保护主义等非市场机制是主要原因。
有人把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原因归结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制度“真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其说明的只是表层原因。中国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尽管仍不健全，但禁止和惩处故意危害人民健康与社会安全行为的法律还是明确具备的。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毒大米”、“‘豆腐渣’工程”出现的原因并非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关键是为什么有法不依。
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市场经济秩序出现普遍性混乱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社会中有一部分人唯利是图或法制、道德操守低下。在任何制度背景下，唯利是图、损人利己、铤而走险或缺乏遵守共同行为准则意识的人总是存在的。所有的经济学说都有一个共同假定，即人总是趋利避害的。不论社会具有怎样的公开约定，如果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当人们发现，破坏制度总是可以比遵守制度获得更大的收益，那么这个社会的经济秩序一定会趋于紊乱。因为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从遵守制度转向破坏制度。譬如制售假货可以骗钱且不受惩戒，或违规成本远低于违规收益时。这一点从常识中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出现普遍性的“有法不依”?因为维护制度的人或机构本身也在从破坏制度中捞取“好处”。可以断言，凡是违规、违法现象长期、普遍存在的地方，一定有执法者与违法者的串通，一定有执法者从违法行为的存在中获取利益。
这期“话说什么是市场经济”要讲第三个问题：开拓信用资源的制度基础是财富归属的多元化。
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碰到一个问题。“一手钱一手货”的交易方式不能满足需要。有时候需要先交钱后付货，有时候需要先付货后收钱。交换这个过程在时间被分割开了。还不仅如此，人们还看到，有时候做生意时自己的资金不够，可以和亲戚朋友借。在进一步发展中，人们发现，这种“借”还可以由一个专门的社会中介机构来承担，当成个生意来做。于是就有了银行。由此，就发展起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信用经济。以后，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更多的信用工具、信用方式被创造了出来。比如说人们已经有一定了解的债市。企业发债，投资者买企业债。在这个借贷关系中，双方谁也不认识谁。那债权人为什么能够把自己的钱让债务人拿去用呢?因为有信用参与其中。
在实践中人们发现，信用原来也是一种资源。利用信用资源，可以放大实际的资源规模，可以大大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可以动员更多的闲置资源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去。
在我国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动用信用资源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是伴随着信用资源的利用、优化配置和扩张而发展起来的。上海的宝钢最开始就是借钱盖的。债权融资在我国不是一件新事物。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和债权债务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借钱就是动用信用资源。但是当时动用的主要是政府和财政的信用资源。此后，我们不仅懂得了动用信用资源，而且这个信用资源的涉及领域和范围还越来越扩大。
在90年代后期，我们有以增发国债为基本内容之一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等。这个历史过程表明，信用资源已经在我国的经济运行中占有着重要地位。
现在大家对国债这个信用形式的投资品种已经很熟悉了。最开始发行国库券时，各单位是摊派的，不买都不成，从你工资里扣。现在买国库券要排队。由于国库券具有风险低、收益高、流动性好等特点，现在这种信用品种已经为社会所普遍认同。
目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政府的信用资源动用得比较充分了。不是没有余地。还有余地。在2002年和2003年的“两会”上，有一些人大代表对持续增发国债的“积极财政政策”提出质疑。一些经济学家，包括一些媒体，也对这个问题有各种看法。这个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是总体上说，我们现在的国债规模占GDP总额的比重明显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继续动用财政资源还有余地。但这个信用资源即便有余地，也要慎用。因为财政的信用资源也是有限的，这个信用资源应该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更多地配置到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而不是简单地配置在经营性资产的扩张上。公共产品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公共卫生安全等，也包括推动城市化进程、完善基础设施，以及调整社会公平程度等。这些方面都具有公共产品性质。
一方面，政府的信用资源动用得比较充分了；另一方面，企业的信用资源动用得比较过度了。正因为企业的信用资源动用得过度了，才有了人们所说的“三角债”，企业债务负担过重等诸多的社会现象；才有了银行不良资产的问题。但与政府信用、企业信用相对照，我国十三亿人口的个人信用资源则几乎处在空白状态下。而个人信用资源恰好是我们国家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
有人说中国现在信用缺失。这个看法不对。信用是我们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人的语言中，“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样注重信用的话俯拾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从贩夫走卒到文人仕子都格外强调信用的重要。中国人怎么会没有信用呢?中国怎么会是个信用缺失的社会呢?关键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社会经济秩序存在着混乱，我们上面提到了。再一个是我们对市场经济下开拓信用资源的方式尚远不熟悉。例如，在很多人的认识中，资本市场就是股票市场。其实这个认识很片面。资本市场包括两个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一个是股市，另一个是债市。一年期以上的债市也是资本市场。在所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债市的规模都远远大于股市。在过去七年中，发达国家债市的融资规模是股市的七倍。而在我们国家，债市小得可怜，和股市的规模相比明显失衡。
我国的个人信用资源没有被合理地动员出来，和我们的社会服务、社会投资、社会金融体系不完善是密切联系在一块儿。
现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加上股份制银行发的各种各样的卡，数一数，没有—百种，大概五十种也有了。每一个银行自己发的卡就有很多种。如果在城市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你口袋里和抽屉里的卡，用的和不用的大概有十几种。但是这些卡在开拓个人信用资源的同时，实际上是在分割着个人信用资源。
假定你拥有某银行的信用卡。信用卡通常都有一个可以透支的额度，当你—不小心花了7000元超过你的5000元的透支额度了，并且忘了按期归还，这可能给你惹下很大麻烦。实际上，你的信用资源是不是连这7000元都不能支撑呢？远不是。
在理解之前，你必须了解下面几个概念：
第一，市场是通过供求关系来配置资源的，供求关系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根本方式；
第二，所谓供求关系，指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它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在市场上的反映。
第三，在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通过价格与价值的偏离自发地调节供求关系，供大于求，价格就下落;求大于供，价格就上升。
好了，用一个简单的例子给你解释一下：
我们处于【商品经济】社会，这不难理解吧？
所谓【市场】，你暂时把它狭义的理解为【菜市场】
所谓【供求关系】，你暂时把它狭义地理解为菜农和买菜人的关系。
这就好理解了：在商品经济社会中，我们去一个菜市场买菜。今年萝卜增收，卖萝卜的很多，因为卖的多了，自然萝卜的价格也就随之下降，我们可以随便买，这属于供大于求，价格下落。市场反馈出来的信息，让菜农们对种萝卜赚钱失去信心，很多人改种其他作物。过了一个礼拜，你发现种萝卜的少了，卖萝卜的也少了，但是需要买萝卜的人还很多，萝卜居然涨价了！为什么？求大于供嘛，价格上升！好嘛，没完，中国人最爱干的就是追风。很多人看到萝卜也能赚钱了，很多人又冲进来种萝卜，卖萝卜，又过了一个礼拜一半菜市场都是卖萝卜的了，你猜价格怎样？
所以一句话，价值和价格杠杠调节（改变）了供求（需）关系，供求关系改变之后，资源配置也就随之发生变化，市场就是这样来配置资源的。
还不理解？TXD的萝卜价值高了，卖的价钱就高，供TXD就压过了需求，需求不足，萝卜就只能烂在那，价格落到很低，卖的人就少了，种的人也少了。然后TXD买萝卜的人还是有啊，剩下的一小部分坚持卖萝卜的又熬了过来，这时候是求大于供了，萝卜又涨价了，二道贩子也加进来卖萝卜了，萝卜又多了……如此循环，价格变化，供求变化，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这么对资源调节啊调节，配置啊配置……
P.S 说正经的，说这么浅白你应该已经【理解】了。为了锁定你给分，哥再告诉你学政治，答政治题的秘诀，不要外传。
1.如果你是答题，又是简答题，用哥的第一，第二，第三+哥的“所以一句话”，绝对完美，绝对没问题；
2.答政治题，要学会用1，2，3这种列举方式，尤其是简单题；
3. 是，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方式，但是本题问的只是市场，问你计划没有？没有嘛，所以你答再多，O圈圈！
4.如果是论述题，可以把市场对资源配置的特点和优缺点加进去，PERFECT!记得1，2，3……
补充了上面几句话，这才是硬货，你捡大便宜了。SO。。
弱弱地最后补充一句话，恩，担心啊，哥每句话每个字都是自己打出来的，是结合经验的总结与传授，字字血泪，LZ记得，字字血泪啊！LZ你懂的…… 市场是通过供求关系来配置资源的。资源是指在市场中流动的人、物品、资金等。等市场的某一种物品需求增加的时候，自然会有跟多的人投入更多的资金来进行这种物品的生产。等某种物品的需求减少时，人民会纷纷撤资，减少其生产。比如现在人们对房地产的需求较大，所有的大型企业都开始涉及房地产行业，投入跟多的资金和人力来进行房产开发。
供 求关系是市场来配置资源的根本方式。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有不理解的可以再问我
在经济学中，资源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资源是指自然资源；广义资源是指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等。可以说，资源是指社会经济活动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在任何社会，人的需求作为一种欲望都是无止境的，而用来满足人们需求的资源却是有限的，因此，资源具有稀缺性。资源配置是指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把有限的资源合理分配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去，以实现资源的最佳利用，即用最少的资源耗费，生产出最适用的商品和劳务，获取最佳的效益。资源配置即在一定的范围内，社会对其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在其不同用途之间分配。资源配置的实质就是社会总劳动时间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资源配置合理与否，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资源如果能够得到相对合理的配置，经济效益就显著提高，经济就能充满活力；否则，经济效益就明显低下，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阻碍。资源配置的类型按照资源配置方式的内容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即自然经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资源配置有两种方式：计划方式计划部门根据社会需要和可能，以计划配额、行政命令来统管资源和分配资源。计划配置方式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将由全社会占有，商品货币关系将不再存在，因而资源配置的方式主要是计划，即通过社会的统一计划来决定资源的配置。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正是按照这一理论来实践的，把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一段时间里，计划也曾经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而市场的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在计划资源配置方式中，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方式有可能从整体利益上协调经济发展，集中力量完成重点工程项目。但是，配额排斥选择，统 管取代竞争，市场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从而易于出现资源闲置或浪费的现象。市场方式依靠市场运行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开始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所有产品、资源都变成了可以交换的商品，市场范围不断扩大，进入市场的产品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从而使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越来越大，市场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可以使企业与市场发生直接的联系，企业根据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变化状况，根据市场上产品价格的信息，在竞争中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但这种方式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例如，由于市场机制作用的盲目性和滞后性，有可能产生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市场秩序混乱等现象。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资源配置职能：财政不仅是一部分社会资源的直接分配者，而且也是全社会资源配置的调节者，具体表现在：一是调节社会资源在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配置；二是在政府部门内部配置资源；三是对非政府部门资源配置的调控。
拓展资料
一、收入分配职能：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的实现方式有四种：一是划清市场分配和财政分配的范围和界限；二是规范工资制度；三是加强税收调节；四是通过转移性支出，每个社会成员得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和福利水平。
二、调控经济职能：财政调控经济职能的实现方式有四种：一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分别采取不同的财政政策，实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二是通过发挥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等制度的“内在稳定器”作用，帮助社会来稳定经济活动。三是通过财政投资和补贴等，加快农业、能源等公共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和环境。四是逐步增加治理污染、生态保护以及文教、卫生等方面的支出，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监督管理职能：一是通过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监督管理，为国家宏观调控提供决策依据，从而为经济正常运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二是通过对微观经济运行的监督管理，规范经济秩序。三是通过对国有资产营运的监督管理。四是通过对财政工作自身的监督管理，不断提高财政分配效益和财政管理水平。
四、财政资源配置职能是指政府通过财政收支以及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调整和引导现有经济资源的流向和流量，以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功能。
五、所谓资源配置，是指资源的组合，即运用有限的资源所形成的资产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地区结构等。资源配置问题是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经济学所要讨论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资源的使用效率问题。资源的使用效率有两层含义:一是资源的充分利用，因为资源总是有限的或者说是稀缺的，能否做到资源的充分利用，决定了一国的实际产出和物质福利水平，二是被充分利用的资源是否真正被用得恰到好处，即是否达到最优配置。在资源总量配置优劣一定的情况下，资源总量越接近充分利用资源的使用效率就越高。若资源总量的利用程度为一定时，资源越接近于最优配置，效率就越高。资源总量的利用问题是宏观经济总量的问题，与此相关的问题将在财政的稳定经济职能等章节中讨论，这里讨论的财政资源配置职能是假定在资源利用程度一定的前提下或者是在预算应该平衡的前提下。 (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创新和改进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方式,推进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在居家和社区层面,将政府投资建设的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原则上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运营,由街道(镇)向服务机构无偿提供服务设施并依据合同拨付运营经费。在机构层面,加快公办养老机构社会化改革,积极引入竞争机制提高配置效率。一是项目社会化运营,采取服务项目外包、专项合作等方式,面向社会力量购买专业服务。如市老人院将部分非核心服务项目外包给各类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二是推行公建民营,如南沙区养老院、黄埔区萝岗福利院等实行公建民营,从化区探索将8家农村敬老院统筹打包公建民营,公开招投标择优选取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品牌效应的专业化机构运营,委托第三方跟踪评估运营管理成效,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服务对象不改变、保障功能有效发挥、服务质量持续提高。三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举办。如越秀区东山福利院四期工程项目,引入社会力量采取建设—运营—移交(BOT)等模式合作建设。 (二)扶持社会力量参与。按照4.5床/千人的标准在居住区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其中养老院和日间照料中心由社会力量直接运营。编制养老服务机构设施布局规划,选址地块144公顷,80%的地块将交由社会力量建设。落实扶持养老机构发展优惠政策,打通利用闲置建筑物举办养老机构设施的障碍,2016—2017年投入1.6亿元资助民办养老机构,设立中法、中日合资合作和香港独资养老机构各1家。建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应商库,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居家养老服务。连续三年投入3003万元开展为老服务专项公益创投,择优资助202个创新养老项目,培育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的龙头社会组织和机构。全市85.5%的居家养老服务综合体、88%的长者饭堂交由社会力量运营,民办养老床位占全市总床位的70%,一大批国内外知名企业进入广州养老服务业,社会力量已成为提供养老服务的主体。 (三)推进养老服务均等化。全市每千名老人床位数40张,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100%,人均养老用地面积达到0.25平方米,提前实现国家、省提出的各项目标,形成纵向贯通市、区、街镇、村居,横向整合各部门资源,包括上门服务、日间托老、综合服务等多项功能的服务网络,确保居住在广州的全体老年人,不论城乡、户籍、区域都能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特殊困难老年人得到重点照顾。实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项目清单与指导参考价,确定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等12类60项最基本、最常用、最普遍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引导和规范行业有序竞争和良性发展。建立全市统一、困难优先、公开透明的公办养老机构入住评估轮候制度,目前已有2600多名老年人通过轮候入住公办养老机构。特殊困难老年人轮候3个月仍未能入住的,由政府购买民办养老机构床位予以安置。加强独居、空巢、失能等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建设,为特殊困难老年人购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拓展半自费、自费服务对象,资助9万名常住失能、独居、高龄老年人使用智能化平安通。统筹中央财政支持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试点和“3+X”创新试点,重点构建全覆盖的社会化大配餐服务体系,建有长者饭堂972个,覆盖全市街道(镇)、社区(村),市中心城区10—15分钟,外围城区20—25分钟的服务体系基本形成,以助餐配餐服务网络为支撑,融入医疗护理、心理调适、护理站等服务的社区居家养老体系正日趋完善。 (四)有效整合为老服务资源。科学界定和正确处理政府、社会、市场、家庭、个人的责任和关系,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和社会组织唱戏、社会各界多元参与,切实发挥多元主体作用,构建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共享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采取“企业让一点、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调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家庭和个人等方面力量和资源共同办好长者饭堂,并以助餐配餐服务为平台和抓手,提供医疗护理、健康体检、健康宣教、营养指导、康复训练等服务,不断拓展服务内涵,使长者饭堂成为社区老年人健康养老、休闲社交的共同家园。积极推进医养结合,全市居家老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人群覆盖率为65.74%;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设老年病科比例为55家,占比为40.4%;养老机构医养结合服务覆盖率达85%以上,其中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52家;为老年人提供挂号、就医等便利服务的绿色通道的医疗机构已达到90%以上;全市107个街镇建立医养服务合作关系,为248家社区居家服务机构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受理118家机构(个人)办理护理站申请。
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
1、计划配置：所谓的计划配置，即计划调节，主要是指政府计划部门根据社会的需要和可能，通过经济计划、经济政策、经济杠杆或者是设置一些经济指标来对资源进行配置。这种计划经济鼓励政府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是一种事前调节。
2、市场机制：是指市场有机体内的供求、价格、竞争、风险等要素之间互相联系及作用的机理，是通过市场竞争配置资源的方式，也是价值规律的实现形式。市场机制包括：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市场机制、竞争机制、风险机制。
3、一般来说，无论是计划配置还是市场机制，资源如果能够得到相对合理的配置，经济效益就显著提高，经济就能充满活力；否则，经济效益就明显低下，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阻碍。
资源配置的实质如下：
1、资源配置对相对稀缺的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上加以比较作出的选择。资源是指社会经济活动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相对于人们的需求而言，资源总是表现出相对的稀缺性，相对稀缺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 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即自然经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指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把有限的资源合理分配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去，以实现资源的最佳利用，即用最少的资源耗费，生产出最适用的商品和劳务，获取最佳的效益。
